饶毅：第一次在北大得罪一批人
饶议科学2025年7月17日 北京2007年9月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距今18年，也许有些事情可以回忆，不涉及具体的人。
我上任后，很快与全体非独立（没有自己实验室、附属于教授实验室）的副教授进行交流。
我明确一点：今后，不能由非独立的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
当时的情况是，少数正教授水平挺好，多数正教授也远不到世界一流。很多正教授是博士毕业、或博士后结束立即成为北京大学正教授。这不是北大也有问题，而是当时全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情况。
正教授有历史原因，我决定不动。
但是，还有一批非独立的副教授，可能有三四十人。
正教授也就是这么多，如果都由内部提拔副教授为正教授，北大生科院如何发展？三四十岁的副教授都成为正教授，改革就要延迟二、三十年。
所以，停止非独立的副教授晋升，是改革的必要前提。
否则，北大水平就继续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而且远落后于多个国内研究所的水平：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上海生化细胞所、神经所、上海植物生理所、生物物理所、遗传发育所等。
当时，北大生科院的人才招聘相当困难，加入北大生科院任教的少数是校友或其他原因，而大多数生物的人回国一般都先选以上那些研究所。
如果非独立的副教授都按以前的情况，纷纷晋升正教授、获得实验室空间和研究生名额，那么北大生科院很快就会不够空间：我到的时候，虽然新楼金光生命科学大楼落成不过三年，却已经很挤，只剩600平方米，我自己的实验室都不敢搬进去而留在北生所。完全不够迎接几十位副教授晋升、格局不可能招聘新人。
当时的副教授不仅不独立，为老教授工作，而且有一部分是在配偶主持的实验室。
把学校的名额不尽可能多的用于招收最好的可以独立的年轻人并给予独立的支持，而用相当部分的编制给老教授、独立教授招收不独立的副教授，是以前很多大学的普遍问题（也是现在很多单位继续做的）。
如果不改，优秀年轻人难以得到有限的职位，难以得到独立的支持。
出任北大生科院不久，我不得不召集非独立的副教授开会，明确以后都是新体制招聘，内部的副教授只能与外面来的同样申请、经过同样的标准，而且不鼓励与原来老师相同方向和相近方法。必须申请独立职位，不能接老教授的班，当然更不能接配偶的班。
这些话，不是很好听，但道理是大家都明白的。
只是需要有人敢于担当，才能破局。全国很多单位领导做老好人，慷国家之慨，长期允许老教授招收内部不独立的副教授、长期以内部不独立副教授为教授的来源，而不积极招聘新一代、更高水平的独立助理教授。
那次，我立即得罪了几十人。
很多老师不高兴，但直接公开抗议只有一次：一位老教授退休，坚持要把自己的实验室交给他的副教授。这在以前经常发生，但如果老教授退休就可以安排人接替他的资源，那么北大的正规教职等于由一个一个教授了私相授受了。当然这不行，需要改。这位老教授公开发文章抗议。我当时在外地出差，立即公开回复文章讲道理。老教授后来还有公开意见，我就没有再回复了，公道自在人心。年轻老师后来很通情达理，但当时我可能得罪了那位老教授。
但是，如果不得罪一个人，就不可能帮助生科院发展、不可能帮助北大发展。
随着时间推移，绝大多数当时不独立的副教授后来没有竞争新体制。但少数按北大旧体制晋升，少数在几年后新旧并轨后晋升。但总体数量很少。
那些老师也不是没有出路，如果水平高，可以有办法，如果去其他地方也应该很容易。
整体大家其实心里都认同，只是利益和面子问题。
北大，与全国高校一样，不改革不可能进步。
同样，在北大改革也一定得罪人。
但是，为北大工作、为中国工作，就要按发展规律办事、按原则办事 给饶毅点赞100个 改革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是不改革就不会进步。 副教授直接当PI，打破近亲繁殖 饶毅有贡献 他是不是说过生物学科评估科研得分第六，声誉得分第一，最终总分第二 饶毅这点做得很不错，值得点赞 改革之初通知非独立的副教授是欺负人吗？
饶议科学 2025年07月17日 12:00 北京
【现在很多人不一定清楚，当年滥用“非独立副教授”体系的，不仅国内院士、大牌教授，而且连不全职回国的旅美教授都滥用这个体系，损公肥私，自己不回国，把博士后变成非独立副教授，自己拍拍屁股走了，留下非独立副教授，要求接班，成为改革的障碍。这种体系不改革，北大、中国其他高校如何发展？难道北大成为留美教授的处理品？
今天中国高校类似的问题解决了吗？解决到什么程度了？】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十年是大学本科毕业生留学，由助教、讲师、副教授而教授。这一体系不谈何时独立，而是模模糊糊，实际也出现过层出不穷的矛盾。
那是历史。
到我出任北大的2007年，本科生留校制度已经是过去时，而且不仅北大，全国很多学校都停止了本科生留校工作的体系。
1999年，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在《自然》、《科学》发广告全球招聘（我自己一辈子唯一一次写的广告全文）。之后，全中国前列的单位都公开、全球招聘。
所以，2007年之前，北大也是全球招聘独立的教授、独立的副教授。
综合型大学的自然科学部分，近几十年在全世界的规律都一样：年轻人在博士后结束后成为助理教授，独立研究、独立工作。
公开招聘的独立教授、副教授是直接与北大的关系。他们拥有实验室、研究生名额、启动经费，有时还有其他。
非独立的人员，包括北大当时还有的非独立副教授（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单位有）。
非独立副教授一般是教授请的，不是北大请的。北大、北大的学院没有给空间、没有给研究生指标、没有给经费。
非独立副教授是为聘请他的教授工作的，全世界都是由教授负责。而世界上先进高校（和现在的北大清华）都不给予非独立的副教授头衔。
那时北大给予非独立的一些人副教授头衔，是教授为了努力提高自己实验室而造成的现象。今天全国高校还有很多院系领导自己给自己这种非独立的副教授，是慷国家之慨，是不对的。
实验室内部的助理，不应该给副教授头衔，应该给研究系列的头衔，由实验室全部资助费用和安排工作。
这个道理，今天全中国的高校都懂，只是很多院校领导不愿意得罪人，不改革。而且不改革可以有利于自己的实验室，用学校经费给自己招实际的博士后、名义上的讲师/副教授（非独立的）。
2007年的北大，全体老师其实也已经懂。
所以，非独立的副教授，几乎没有北大本科毕业生，也都没有独立实验室空间、研究生名额等。
在2007年之前，实际上，有能力、有兴趣独立的年轻人，都会申请科学院或者北大的独立教职（当时在生命科学，一个稍微好一点有一般英文文章的博士后就可以成为科学院或两校的独立正教授）。
那么，谁会心甘情愿成为非独立的副教授，也就不言而喻。
因为是教授与非独立副教授的关系，而学校既不需要、也没有承诺过非独立副教授可以晋升，那么非独立副教授不能想当然，应该知道新体制的原则。告知他们新体制的情况符合法理，不仅合法合规，而且合情合理。
当时告诉他们，生科院按北大授权率先实行新体制。新体制的全体教授从助理教授起步，全部公开招聘，你们全部可以申请，但需要是知道不再会通过旧体制招聘，需要达到与外部申请人同样的学术竞争力才行。
尽早通知他们新的形势，不是欺负他们，而是让他们尽快准备，决定自己更加努力达到标准，还是去其他标准合适他们的地方，还是他们就是自认为应该辅助老教授。
这个改革非常重要，而且及时通知也重要。
此前，不仅那时北大（现在国内很多学校）老教授用学校资源给自己匹配非独立副教授，而且有些海外的华人教授也这样利用旧体制。北大生科院就有一例，他自己从来没有全职回国，而且兼职几年后就不来了，但是居然留下实验室给本来他自己招的非独立副教授。
如果不立即改革，停止这种不合理的做法，改革就是空话。有了及时通知，遏制了有非分之想的老教授和其他不太好的华人教授。
独立教研体系的建立，让北大招聘了很多有国内、现在有国际竞争力的年轻人，让资源集中支持他们，而不是通过非独立年轻人的名义转回给老教授、甚至院系领导。
保留非独立副教授，受害者是年轻人，收益的是以不改革而获得老好人假象、只关心升官的领导，以及懂得如何充分利用老体制弊端为自己服务的一大批高校的一大批院系领导。
年轻人如果误认为老体制多么好，是受骗之后为人数钱。
年轻人看到有高校院系故意歪用新体制，以新体制的名义行旧体制的弊端，这时不应该批评新体制要求退回就停体制，而是要求实行真正有利于年轻人、有利于学校发展、有利于中国的货真价实的新体制 那又如何？ 他这么有魄力的又有几个？大家都看到问题，都在遵循旧制，不改革只能慢慢落后，只能吃老本。 很不错，北大生科很强 我这么总结，不是说老院士是完人。我其实对有件事情不理解，但我也不了解具体细节，所以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谁有问题，因为事情发生在我上任之前。北大生科院有很多优秀校友，但2007年之前回北大全职工作的很少，兼职的校友好像也只有邓兴旺一人。早先，中国教育部推出的长江计划，有讲座教授和特聘教授两种。讲座教授是在国外的大学任正教授以上的在国内兼职，而特聘教授是全职回国的。邓兴旺是耶鲁大学教授兼北大的长江讲座。舒红兵并非北大校友，在国外是助理教授、副教授，当时不能做长江讲座教授，但在他没有全职回国、理论上也不能是长江特聘的情况下，居然他在北大生科院任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就有点奇怪。他在北大期间，与学科完全不同的老院士联合发论文。我到位后，在办公室看到生科院给他的经费，那时是很高的经费。他后来也没有全职到北大，而是直接从国外去了武汉大学任生科院院长。舒红兵与北大本科生发生恋爱关系，带到美国继续，还带到武汉任职，在美国应该是违反了当时美国已经明确的利益冲突原则，在北大生科院的师生圈，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和影响，在武大就不知道了。这些都在我到任北大之前。那时的院长是老院士以前的学生，舒红兵后来当选院士。现象错综复杂，背后是完全没有问题、还是有点什么问题，我不清楚但存疑。我也不知道老院士是完全不知情、甚至受骗，还是也有不尽完美之处。在观感上，不是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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