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晚年回忆：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和我说这件事的是陈赓大将
钱学森晚年回忆：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和我说这件事的是陈赓大将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召开，根据周总经理在万隆会议所宣布的那样。“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
此次会谈主要议程有两项，一项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当然，从一开始美国就不承认，他们不允许中国滞留美国的平民返回，一直到后来，出席会谈的王炳南在会谈中出示了一封信，成为了关键证据。
这封信是钱学森1955年写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
为了能顺利递出这封信，钱学森夫妇花了不少心思。
蒋英特意用左手模仿儿童字迹写了字，并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夫妻两人后来以逛商场的名义，甩开跟踪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并由钱学森站在商场门外吸引目光，蒋英趁机去投递信件。
蒋英的妹妹在比利时收到信后，立即转回国内，由钱学森父亲钱均夫转给北京的老友陈叔通，再由陈叔通转递给周总经理。
这封信的出现，直接促成了钱学森等一大批滞留美国的留学生以及中国公民回国。
尽管钱学森本身是抱着为祖国做贡献的目的回国，但在一开始他的确还没想好要去干什么。
一
在钱学森回国前的告别宴上，他的老师冯·卡门曾问了一个问题：
“中国这么落后，你难道回去种苹果树吗？留下来吧，你将大有作为。”
钱学森干脆利索的回答了一句：
“如果这是报效祖国的唯一方式，我愿意回国种苹果树。”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踏上回国的客轮，没能到码头送行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曾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钱学森回国肯定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当然，对于这样一位大科学家，国家对钱学森的安排自然是在考虑之列的。当时，中国科学院准备邀请钱学森来筹建力学研究所。
从10月初回国，到11月被安排工作，钱学森在回国之初的几个月里，一直在参与筹建力学研究所的工作，并主持召开了几次会议，对力学研究的方向进行了探讨。
1956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决定建立力学研究所，并报国务院审批，1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经理的陈毅亲笔批复同意，并任命钱学森为所长，钱伟长为副所长，主要研究弹性力学、塑性力学、流体气体动力学、自动控制及调节理论、运筹学、化学流体力学和物理力学等研究组。
很容易看得出，钱学森回国之初，还并没有投入到具体的导弹、火箭研究中。
尽管我国对于导弹、火箭这样的尖端科技研究迫在眉睫，但以我国五十年代初的工业水平，到底具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很多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问号。
周总经理当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提出先让钱学森到处走走看看，并且第一站就安排在东北。东北在建国初是我国部署安排的重要工业基地，重工业底子也最好，因此钱学森的这一行至关重要。
1955年11月22日，钱学森刚到中科院报到，时任院长的郭沫若就在周总经理授意下，安排了这次考察，钱学森几乎是马不停蹄的行动开。
第二天，钱学森便在中科院代表陪同下，启程赴东北，并在当天就参观了东北烈士纪念馆。
也就是在参观过程中，钱学森突然提出：
“我有两个朋友，一位叫庄逢甘，另一位叫罗时钧，他们都在这里的一所军工院校任教，希望能够见面。”
庄逢甘，罗时钧都是钱学森在美国时的学生，属于小字辈。
钱学森话说的很隐晦，因为他话里的军工院校，实际上就是陈赓大将主持建立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是培养我国尖端军工科技人才，因此在当时保密层级非常高。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要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则上只有地方省委委员级别以上的人才能进入，当时负责陪同的省委统战部部长一开始就觉得此问题难以解决，所以压根就没把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列入参观计划。
按照道理，钱学森那时才刚回国，本来是不应该被同意的，可也正因为是钱学森提出的要求，代表团很重视，当时随行的中科院代表朱兆祥立即就向黑龙江省委提出要求。
当天晚上就得到了回复：
“同意！”
11月25日上午，钱学森乘坐一辆黑色小轿车，不声不响的开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门。
当时，迎面走来欢迎的人正是院长——陈赓大将。
二
钱学森到东北考察时，陈赓其实人还在北京。
就在中科院代表向黑龙江省委提出请求时，省委几乎是在一刹那就把这个诉求转给了军事工程学院，然后军事工程学院打电话到北京通知陈赓。
陈赓一听钱学森要到学院去参观，立马就答应下来，不为别的，他心里其实就有很多问题要问钱学森。
1952年6月16日，陈赓奉令从朝鲜归国，按照中央的要求，陈赓负责筹建军事工程学院，考虑到要直接获得苏联人支持，因此地址选在哈尔滨。
到1955年时，哈军工的建设才初具规模，形成了下辖五个系和一个预科。
不过，哈军工除了负责培养军工人才，还设有不少常规专业。
在陈赓心目中，他已经把目光关注到了更为尖端的军工科技。
1954年9月10日，陈赓随同彭老总一起赴苏联访问，并参观了苏联原子弹爆炸的实兵对抗演*。
苏联方面虽然展示了他们高精尖武器的使用能力，却对关键的技术深藏不漏，当时苏联方面赠送给彭老总一个高档礼盒，里面是苏联飞行员投放原子弹的金钥匙。
代表团所有成员都忍不住好奇观看，唯有陈赓不屑一顾：
“光给把钥匙，不给原子弹有什么用！”
彭老总对陈赓说：
“你是军事工程学院院长，你可以组织研制嘛！咱们还是自己干吧！”
彭老总一句话给陈赓带来很大的启发，自此他开始关注现代化武器的技术研究。
后来代表团回国，除了向中央汇报了此行的情况外，还大力建议中国应该发展自己的导弹、原子弹等现代化武器，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陈赓还为此建议过中央，争取滞留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留学生回国。
一听说钱学森要到哈军工参观，陈赓一刻也没停留，从北京乘专机到了哈尔滨，并在第二天一大早出现在校门口迎接钱学森。
在欢迎辞中，陈赓也没改自己幽默的本性：
“对于钱先生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密要保的。那些严格的保密规定，无非是在美国人面前装蒜。”
应该说此次参观，对钱学森同样是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也没想到，以中国当时的水平，已经能够建立起来具备世界前列水平的实验室，包括一些现代化的风洞、水槽等等。
当时，钱学森在哈军工还见到了自己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硕士期间的老友梁守槃，以及以前从味谋面过的任新民，他们利用极为简陋的材料，搭建了一个固体火箭试车台，尽管十分简陋，但却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
钱学森饶有兴趣的参观了这个试验台，还同在场的专家、学生交流探讨。
钱学森晚年回忆：
“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和我说这件事的是陈赓大将。”
也就是在晚饭时，陈赓忍不住问钱学森：
“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造出自己的火箭？”
钱学森回答道：
“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陈赓兴奋地说，“钱先生的话让我心里有了底，我们一定要搞出自己的火箭！”
也正是因为这次参观和陈赓与他的谈话，最终决定了钱学森走上了从事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道路。
三
也就是在钱学森参观哈军工时，陈赓曾提出让钱学森到学院任主官教学的副院长。
不过，哈军工虽然缺高精尖人才，但让钱学森出任哈军工副院长，以我们的眼光来看，确实有大材小用的感觉。
当然，陈赓大将这个提议后来并没有实现。
跟随钱学森到朱兆祥后来被陈赓请到家里，详细的问他钱学森有没有什么意见，朱兆祥仔细思考了一会儿，告诉陈赓：
“钱先生参观哈军工时，看到有几十名苏联专家很不以为然。他说，为什么要这么多外国人来帮助工作？难道我们中国人自己干不出来？”
应该说钱学森这句话相当的另类，那时在中苏关系友好的大前提下，全国各大科研机构、工厂都以能请到苏联专家为荣。
当时，哈军工的确有几十名苏联专家，钱学森觉得很突兀。
不料陈赓一听却竖起大拇指：
“啊呀！钱先生有这么强的民族自尊心，多么可贵啊！我们中国就需要这样的人。你们科学院的同志真是有办法，一下子就把这么爱国、这么知名的科学家欢迎到科学院去了。”
不久之后，钱学森受陈赓之邀，专程去拜访彭老总。
彭老总是个典型的军人个性，说话直来直去，从不绕弯子，他的主要想法是“我们不主动打别人，但也不想被别人打的时候没有还手之力”。
三个人聚在一起，就如同老友一般畅谈未来国防工业的前景。
谈到导弹的问题，彭老总试探的问了一句：
“我们能不能先搞出一种短程导弹，比方说射程500公里左右，这都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和设备条件？你估计需要多长时间能造出来？”
钱学森略一沉吟，随后回答：
“搞导弹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人力、物力，这需要仔细估算一下。而时间嘛，美国从军方开始支持搞导弹，到搞出第一枚导弹，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我想，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5年的时间我想是可以的。”
钱学森的话，无疑给了彭老总很大的信心。
回到家里，钱学森伏案奋笔疾书，详细的考虑他对未来国防工业，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发展。
1955年12月底，在彭老总邀请下，钱学森在中南海向政府、军队和科研单位的高级干部、高级将领与技术人员系统性的阐述了关于发展尖端武器的报告。
也正是通过钱学森的讲述，在场众人第一次认识到了什么是“导弹”。
1956年2月，钱学森出席了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并在会上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就在会议结束后的一次宴会上，钱学森惊奇的发现，自己的名字本来是在第37桌，却破例被挪到了第一桌，还同毛**坐在一起。
在毛**殷切的期盼下，钱学森的热情也被点燃起来。
在周总经理支持下，钱学森起草了《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成为中国火箭和导弹工业的启蒙。
这份意见书成为毛**、周总经理桌案上的必备读物。
同年3月，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议，并制定了规划纲要（1956至1967年），钱学森出任综合组组长，并亲自主持起草了喷气和火箭技术项目报告书。
在党中央支持下， 钱学森授命筹建中国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受命负责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设立了空气动力研究室。
不仅如此，钱学森还颇有预见性的提出了许多构想，比如研究固体复合推进剂等等，从后来发展来看，许多先进的构想**推动了中国导弹以及火箭技术弯道超车。 哈军工与中国导弹事业：
1954年9月彭德怀、刘伯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参观核军事演*，陈赓等JFJ高级将领随团前行。军事工程学院陈赓院长从苏联参观回国后，高瞻远瞩，向中央力主我国要优先发展导弹。
1955年上半年，“哈军工”任新民教授联合火箭武器教授会副主任金家骏教授、科学秘书周曼殊三人，在结合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从我国发展导弹与火箭武器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实现途径等多方面建议下，提交了一个名为《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报告。
1955年11月25日，陈赓从北京急飞哈尔滨，晚上在军工学院“大和旅馆顿河餐厅”会见宴请了钱学森博士，席间陈赓迫不及待地向钱学森提出了他思谋已久的问题：“钱先生，您看，中国人能不能（自己）搞导弹？” 钱学森双眼炯炯，望着陈赓，不假思索脱口而答：“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1955年11月26日，也就是在钱学森访问“哈军工”的第二天，由时任“哈军工”院长的陈赓将军，亲自将《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转报给中央军委，并交由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元帅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将军阅览。后来这个上报稿，又交由钱学森和时任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的万毅将军调研，并最终形成了向中央军委提交的《关于研究与制造火箭武器的报告》。
1956年2月初，陈赓、叶剑英、钱学森三人，向周总经理汇报中国发展导弹的问题，得到周总经理的支持。5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钱学森为院长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标志着中国火箭研制工作的正式开始。“哈军工”空军工程系的梁守槃、朱正、任新民、庄逢甘和卢庆骏等火箭和导弹技术的顶尖人才先后调入五院工作，成为支撑科研的骨干力量和领军人物。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根据陈赓的指示，调“哈军工”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少将担任政委。此外，“哈军工”输送了大批优秀的毕业学员到五院，还把从德国订购的跨音速风洞让给五院使用，大力支持五院的导弹技术研究。
“哈军工”对中国航天的贡献是巨大的，“航天四老”（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之中有2位出自“哈军工”。
1956年上半年，聂荣臻元帅与陈赓大将多次研究，确定了我国“两弹”建设中所需高等军事科学技术人才由“哈军工”进行培养。1956年6月“哈军工”开始培养导弹科学工程技术人才，成为了共和国第一个导弹与火箭人才培养的摇篮。
1956年9月，“哈军工”开始招收导弹专业的学生，该专业暂时置于炮兵工程系。
1957年8月7日，“哈军工”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军事工程学院导弹专业组织计划的报告》。9月10日，中央军委批准军事工程学院在空军工程系建立导弹专业。
1957年9月7日，中央军委派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率中国政府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同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为首的苏联政府军事代表团会谈，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导弹、原子弹武器协议，即《国防新技术协定》。回国后，陈赓院长向学院布置筹备创建导弹、原子工程系的任务。
1958年3月，“哈军工”在空军工程系设第7科，即导弹原子科，作为正式成立导弹系和原子系的过度。1958年秋，“哈军工”正式从全国招收第一批导弹和原子弹专业的学生。
1958年4月，“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开始仿制，主要研究单位是“哈军工”导弹工程系和国防部5院（导弹研究院）。
1958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批复军事工程学院报告，同意将导弹专科改建为导弹工程系，编制序列为“哈军工”第七系，代号中国人民JFJ9042部队七支队。
1959年1月23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第二次专程来到“哈军工”，为导弹工程系成立后同五院的合作问题交换意见，并为空军工程系7科的教员和学员做《火箭技术的发展》专题学术报告。他说，五院是一翼，“哈军工”的7科也是一翼，“有这两翼，中国的导弹一定会很快飞起来的。”
1959年2月15日，中央军委批准“哈军工”以空军工程系第七科为基础，并入炮兵工程系的火箭专业，正式成立导弹工程系（七系）。
钱学森一直关心哈军工导弹工程系的建设，1962年1月17日专门写信，就该系几个专业教学计划问题与学院进行探讨，并鼓励大家“千万不能因遇到一些困难而退下去，要冲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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