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与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
原标题：揭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一级专列运送原子弹周恩来：“一次试验，多方受益”
1960年8月，我从河南省新乡市一所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哈军工学*。这是一所高度机密的学校，我们入学进行政治审查是按绝密标准进行的。当时不仅审查了我高中三年的全部学*成绩、政治思想表现和身体状况，还审查了我家三代的历史。
1964年10月10日，我吃过晚饭后在校园里散步，突然有个同学跑过来告诉我：“快到系主任办公室开会，有紧急任务。”我问：“什么紧急任务？”“不知道，快去吧。这是系里直接点的名。”这个同学不容分说，拉着我就直奔系主任办公室。
坐定后，我数了一下，有十个学员，还有一个系里姓张的政治干事。系主任宣布：“同学们，接上级指示，要你们十个人由张干事带队去执行一项任务。现在宣布如下纪律：第一，不该问的不问，干什么事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告知大家。除了被褥、棉军衣和换洗的衣服之外不需要带其他东西。第二，到什么地方去，跟着领队走就是了，不允许对外说自己行动的轨迹。从现在开始，不许与外界通信联系，包括自己的家人，直到完成任务回到学校。第三，完成任务之后，对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未经允许不得泄露。现在汽车已经在宿舍楼前等候了，立即回宿舍打背包出发！”于是，我们连跟同学告别一下也没有，就上了汽车，每人分得一大挎包饼干，还有一军用水壶开水。
当天晚上11点，军用大卡车把我们拉到了一列火车旁。我们登上了一节运货物的“闷罐子”车厢，还没有来得及问这是什么地方，列车就开动了。车厢里除了地板上铺着的草帘子外，再无其他的。为了御寒，我们打开背包并排紧挨着躺下，很快就睡下了。
从“闷罐子”车厢的门缝里透过的光线，我们能得知是白天还是夜间。究竟经过了几个昼夜，我们也说不清楚了。一天，领队的干部通知我们已经到了乌鲁木齐，整理好行装下火车又列队进到一个兵站。这时，一位首长出现了，他与张干事简单交谈后，就带领我们上了另外一列火车。我们乘坐的这趟列车实际上就是开向罗布泊核试验场的专列。
又过了两昼夜，在第三天黎明之前，我们乘汽车到了一个旷野的壕沟前。这时，从乌鲁木齐上车就一直陪同我们的那位首长告诉大家：“为了反对和制止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核讹诈，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根据周总经理‘一次试验，多方受益’的指示，现在请大家来看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爆炸，就是让大家初步得到一些核爆炸的感性认识……”
我看过二战中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的有关文献和纪录片，深知原子弹的威力。现在领导安排我们参观中国自己研制的原子弹，大家都惊呆了。为了保密，大家都不敢用力鼓掌，只是握紧了拳头，对视着，以示荣幸和自豪。
随后，首长又告诉我们，面前的壕沟就是观看原子弹爆炸的掩体。他还给我们讲解了一些进入核武器试验场之后的注意事项。他说，每个人一定要戴好防光辐射的墨镜，尽管它的透光率只有万分之一，但在爆炸的时候还要背朝爆心，用手把脸捂严了。一切都如同战斗前的动员。
1964年10月16日清晨，罗布泊晴空万里。我们在一条齐胸深的壕沟里就位了。这里距离原子弹爆炸点有60多公里。我们向壕沟的前方看去，在远方隐约有火车头、汽车、通信设施、简易楼房、半地下地堡。据说还有一些农业研究单位送来的猴子、兔子、鸟及各种植物，它们都是用来测验原子弹爆炸威力和其他核爆效应的，为研究防御核武器的破坏提供数据。这条壕沟的左右两侧还分布着几条同样的壕沟。
我们被告知，核爆炸试验将在下午进行。虽然离爆炸只有几个小时，但大家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焦急地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右侧不远处的一条壕沟，是首长的“观礼台”。下午2点多钟，右侧“观礼台”里的人越来越多。张干事提醒我们要戴好防辐射墨镜之后，现场变得鸦雀无声了。
10月16日15时整，寂静的罗布泊上空突然爆发出一道强光，紧接着，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周围的空气急速膨胀，产生的高压冲击波以排山倒海之势，从爆心向四周飞驰。大火球垂直跃上天穹，由红变黑，黑里透红，团团火焰和烟云翻滚着，一根粗壮的尘柱平地拔起。雪白的烟雾在空中翻卷，地面上涌起的尘柱不断蹿高。烟雾和尘柱连在一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冉冉升起。
随即，我们又看到许多防化兵冲向了爆炸现场；飞机在蘑菇云中穿梭。顿时，试验场沸腾了，人们欢呼雀跃，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看完这次核爆炸试验后，我们就在现场等待着返回的行程。这时，又有一位首长来看望我们。这位首长向大家问好之后，又特意提高了嗓门说：
“同学们，我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爆炸成功了。我在这里还要特别地感谢你们的母校哈军工，我们基地的张蕴钰司令员就是你们的院长陈赓大将推荐的；第一批到基地来工作的就有你们的王如芝教授；你们学院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原子工程系，你们的许多老师和几百位同学在这次核试验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你们刚才看到的那些戴着防毒面具冲向爆炸现场搜索爆炸科学数据的，就有你们六系（防化兵系）的校友。在这十分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在这关系到军威国威震撼世界的重大行动中，他们吃大苦耐大劳，不怕死不怕累，他们的意志最坚定，祖国是记住他们的。你们的母校还为原子弹的试验提供了许多仪器。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按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起爆按钮的就是你们的校友韩云梯同志。”
大家听后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尽管我后来没有从事核研究工作，但是，我时刻都在期盼着有机会再次见到曾经为中国核试验作出过杰出贡献的校友们。
一级专列运送原子弹
1960年8月，由于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带走了重要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研制出来。
1963年3月，刚组建不久的新疆马兰基地研究所急需科研人员开展工作，哈军工原子工程系核爆炸杀伤因素测试分析专业的45名学员奉命提前毕业，其中38名分配到基地研究所。这批学员政治素质好，专业扎实，成为马兰基地研究所最主要的一支科研骨干力量。
1963年夏，又有100多名原子工程系学员毕业，除了一个人分到基地外，其余则分到核工业研究院（即九院），乐得李觉院长眉开眼笑。聂荣臻听说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年轻人，非常高兴，一定要见见哈军工的毕业生。11月13日，北京天气晴冷，聂荣臻穿着浅灰色大衣，戴着墨镜，在张爱萍、刘杰、李觉、邓稼先、吴际霖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九院看望哈军工的毕业生。他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不辜负国家的重托。讲完话后，聂荣臻又与大家合影留念。大家站在聂荣臻等首长的身后，心中顿时生出无限豪情。在这些毕业生当中，有一个叫韩云梯的年轻人，他1958年秋进入原子工程系学*，是核控制专业的学员班长。
青藏高原上的金银滩草原海拔3200米，每年除了6、7两个月天蓝草碧外，其他月份则或是大雪纷飞或是黄沙蔽日。就是在这样的荒原上，建起了中国221核工业基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绝密科研工作。哈军工的同学怀着崇高的理想，跟着李觉将军，西出玉门关，来到这里，住进了被戏称为“猫儿眼”的低矮狭小的临时工棚里。就是在这样的“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草当干粮”的艰苦生活中，他们参加了原子弹研制工作的“草原大会战”。
1964年7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221基地组装成功。9月28日，由九院副院长吴际霖带队，第一颗原子弹和相关的试验仪器设备与九院参试人员一起，在绝对保密和绝对安全的情况下，乘坐一级专列启运。周恩来下令将运载核弹的列车定为一级专列，按最高级别实施警卫，押运人员都是百里挑一，韩云梯负责押运控制系统等试验设备。各有关部门为了落实周恩来提出的“保装、保运、保响”的指示，做了充分准备。
据负责铁路运输的领导说，专列驾驶员的技术和政治素养都是经过认真挑选的，保证专列在运输过程中以匀速行驶，避免原子弹部件互相碰撞。专列上所用煤都是用筛子筛过的，防止从煤矿带出没有爆响的雷管等爆炸物混在煤里。列检员用的铁锤都改为特制的铜榔头，防止列检员敲打火车轮子时产生火花。专列沿途所有横跨铁路的高压线，在列车通过前都要停电，以避免静电引起意外事故，保证专列安全运行。沿途遇到的列车都要给专列让路。为保证专列的绝对安全，JFJ战士在铁路沿线日夜巡逻。专列经过的站台上，铁路民警和地方公安保卫人员几步一岗守卫着。沿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部门领导和各铁路局公安处长，精心护送列车，并随时向吴际霖副院长汇报专列运行情况。
吴际霖副院长思绪万千，根本睡不着。他时常到“产品”车厢去询问温度、振动等情况。专列停站后，他下车问候列检人员，向公安保卫人员致谢。经过三天三夜的运行，专列安全到达基地。与此同时，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铀-235内球由第二机械工业部保卫部高副部长和九院的胡仁宇监护，乘飞机也运到了基地。
张爱萍点将韩云梯为主控台操作手
韩云梯一到试验场就被分配到主控站工作。主控站在爆心铁塔以西约24公里处，是个钢筋混凝土半地下建筑物，全场的控制指令都由这里发出。韩云梯虽然初到，但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娴熟的业务水平，很快引起领导的注意。不久，经常到主控站检查工作的JFJ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就认识了他。
1964年8月下旬，核试验进入最后倒计时的“临战状态”。在参加核试验的战斗队伍中和关键岗位上，到处都有哈军工人忙碌的身影。全场各工号测试仪器的安装调试、单系统测试、与控制系统单项联试等均已完成，马上就要开始全场联试和综合预演。
主控室里只准有三名技术人员，其中负责主控台的操作手责任重大，他要按下引爆原子弹的最后一个按钮。综合预演时，在众多首长面前，操作手过于紧张，对假设的几种紧急情况反应不快，张爱萍看在眼里，摇了摇头。离开主控站时，张爱萍说：“换个人吧，我看哈军工毕业的小韩就不错嘛！”于是，韩云梯走进了主控室，当上主控台的操作手。
主控室的组长叫惠钟锡，无锡人，曾留学苏联，回国后从事核武器引爆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人品、学问都让韩云梯钦佩。另一位叫高深，也是留苏归国人员。他们的任务是管理监视台上的各种控制、监测仪表。韩云梯把他俩当成老大哥，虚心请教。三个年轻人像亲兄弟一样，朝夕相处，配合默契。
主控台上有一个红色的“紧急刹车”按钮，它是为起爆前10秒之内出现异常情况时使用的。如果给引爆系统的同步装置所加的电压没有达到预定的下限值，或电压超过预定的上限值，都要立即紧急刹车。
在全场预演“零”前20分钟时，程序都还正常。当“零”前10秒时，给同步加高压的信号发出后，惠钟锡监视的一路高压不正常，他立即发出刹车口令。主控台操作手韩云梯实施紧急刹车，全场停电。这时，在“零”前4秒左右，全场哗然。经过检查，发现送上塔的电压没有达到所需的电压值，更换变压器后，又做了多次单项试验，没有再发生问题。
尽管如此，韩云梯对紧急刹车一事仍是心有余悸。在10秒内，从监视、判读到传递、操作，直到高压稳定下来就要占去4秒，剩下6秒，如果出现异常，监视台的两个人要先后判断，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向主控台发口令，时间过短。
怎么办？经过思索，韩云梯想出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把“紧急刹车”按钮由主控台移到监视台上，如果出现异常，由惠钟锡直接操作岂不更保险？何必先发出口令，再让操作手去执行，费两遍事。
韩云梯把想法向惠钟锡和高深说了，他俩皱起眉头说，主控台的研制单位是个大所，早有话在先，不允许更改线路。再说，一旦改坏了，谁也负不起这个天大的政治责任。但韩云梯觉得，共产党员要说真话，讲老实话。
翌日，韩云梯找领导谈了自己对改装主控台按钮的意见。各级领导研究了韩云梯的意见后，同意了他的意见。韩云梯凭借扎实的电子线路基本功，很快完成主控台和监视台的电路改装，克服了紧急刹车时反应时间过短的问题。
“596”工程画上圆满句号
1964年10月14日，张爱萍在新疆核试验基地宣布：经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原子弹试验的零点时间（即核爆炸时间）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
10月16日，103米高的铁塔在晨曦中傲然挺立。试验场笼罩在一片紧张肃穆的气氛中。随着卷扬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端坐在吊篮里，冉冉升空登塔。上午9时，李觉、张蕴钰和科学家陈能宽等一起登塔，他们要陪同四个安装手给原子弹安装起爆雷管并接通电源。李觉置身在铁塔顶端，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安装手的每一个动作。他的身旁静静地躺着重达3吨的庞然大物，原子弹的外形是个直径约一米的银白色大圆球。
安装检测完毕，李觉又检查了一遍，才下达撤塔命令。在塔下，他掏出钥匙，打开电闸箱，轻轻合上闸刀，然后挥手带领大家离去。
14时30分，在距离铁塔60公里的前线指挥所，张爱萍通过保密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已完成试验前各项工作，一切正常。
周恩来听完报告后，批准按时起爆。
千里戈壁，一望无垠。张爱萍、刘西尧等核爆前线指挥部人员和应邀前来观看核试验的新疆党政军领导王恩茂、赛福鼎、郭鹏以及参与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们都站在观察所的“观礼台”里。
在“观礼台”里和科学家们站在一起的，还有研制核爆检测设备的三名哈军工中年教师：赵伊君、花栅和傅信礼。
李觉和张蕴钰进入主控站，把塔下转控站的两把钥匙交给试验总指挥张震寰。张震寰沉默片刻后，下达指令：“开启主控台的罩盖，韩云梯在主控台就位，惠钟锡和高深在监视台就位。”
面对主控台上的指示灯和按钮，韩云梯神态自若。按照预定程序，韩云梯按下30分按钮，全场所有系统进入程序控制；按下15分按钮，引爆系统加电。
14时59分50秒，韩云梯按下了10秒按钮，同步装置加高压。此时，响起一个女军人清脆的报数声：“9、8、7、6、5、4、3、2、1，起爆！”就在这最后的10秒之内，原子弹自动完成了雷管点火——炸药起爆——能量向内心聚焦——高温高压压缩铀-235材料——核材料达到超临界值——中子轰击原子核——原子核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能量的全部过程。
15时整，随着韩云梯向下一按，准确地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动作之后，靶区顿时发出强烈耀眼的闪光，顷刻间感到大地也在晃动。光辐射、冲击波已过去，人们蜂拥着跑出工号和掩体，只见靶区上空火球已转为烟云。烟云渐渐与地面吸起的尘柱相接。烟云顶端在向外翻滚，又白又亮，烟云底部巨大的吸力，吸引烟柱上升，上升至七八千米的高空，这是典型的核爆炸蘑菇状烟云。它宣告了催人奋进的“596”（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工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张爱萍拿起直通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兴奋地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他又把核爆炸的雄奇壮观，变幻升腾的蘑菇云的景象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豪情万丈，朗声道：“很好！我代表毛**、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毛**正在人民大会堂，我马上去向他报告！”张爱萍立即通过扬声器传达了周恩来的祝贺。顿时，试验场上的欢腾气氛达到了**。在主控室里，韩云梯、惠钟锡和高深三个人拥抱在一起，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0月16日晚，新华社发表了新闻公报，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中国核试验成功，是中国人民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人民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同时发表了政府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哈军工原子工程系58级毕业班合影
聂荣臻元帅在北京接见哈军工原子工程系六期毕业学员合影
位于青海金银滩的原二二一厂始建于1958年，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与生产基地。
哈军工原子工程系第一批学员45人、第二批100余人“以祖国需要为第一需要”，奔赴金银滩投身国家核工业事业建设。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主控台操作手韩云梯，凭借在我国新型核武器技术发展上突出贡献荣获一等功的邵乃林，还有唐惠荣、赵彦山、力光伦、刘光祚、亓瑞云等一大批哈军工人，扎根高原、坚守阵地，成为中国核事业的中坚力量。
永远的怀念
作者：郭德逊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我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团高瞻远瞩，决定勒紧裤腰带也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 *近平***也强调说：“‘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一精神将继续照亮中华民族自强之路，我辈理应传承好、发扬好“两弹一星”精神，将之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晚年在病榻上养病时，对前去慰问他的温家宝总经理说：“要说对‘两弹一星’的贡献，谈现在的人较多。其实，陈赓大将对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初创时期的贡献是巨大的，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陈赓同志这位创始人的功劳”。“中国搞两弹一星，哈军工是立了大功的。”
今年是陈赓大将诞辰120周年，是毛**批准组建哈军工70周年，在这个特殊日子里，我们作为曾经的哈军工人，总有着深情地怀念。但愿此文能成为我国“两弹一星”发展历史的重要一页。
1952年6月正当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突然将志愿军代总司令员陈赓召回国内述职。对此，许多人很不理解，“如此临阵换将乃兵家之大忌，莫非国家又有什么更大事件发生。难道还有比打一场朝鲜战争更重要的大事吗？”。当月2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陈赓，毛**对陈赓说，“没有现代化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因此，毛**交给陈赓一个特殊使命，即迅速组建一所综合诸兵种的高、精、尖武器教育和研究中心——中国人民JFJ军事工程学院（因校址在哈尔滨，故简称“哈军工”）毛泽东点将陈赓为院长兼政委。
陈赓听了主席的话，当即表态：“请主席放心，请总经理、总司令，副总司令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从此，在毛**和周总经理的支持下，陈赓运筹帷幄，我国这所最高绝密的军事工程技术学府，被毛泽东主席称之为的“第二黄埔军校”——哈军工成立了。
陈赓受命之后，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经理的直接关怀下，哈军工很快汇集了一批刚从国外回来不久的军事科学家。与此同时，陈赓还向周恩来总经理提出了要争取更多留美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等人回国的建议。
1955年10月30日钱学森一家在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经理的努力下，终于回到了阔别祖国20多年的祖国首都北京。次月，周恩来总经理安排他先到我国工业比较发达的东北参观访问。钱学森到达东北的第一站就是哈尔滨。11月22日他向黑龙江省委提出要求见一见在一个军队大学工作的两个朋友：罗时钧和庄逢甘。哈军工的领导及时将这一信息报告给了陈赓。时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和JFJ副总参谋长的陈赓在北京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向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希望钱学森能够到哈军工参观访问。陈赓的这一要求又立即得到了毛**和周总经理的批准。
随即，陈赓乘专机连夜于11月25日上午8时在哈军工接见了钱学森。陈赓紧紧地握着钱学森的手乐呵呵地说：“哎呀，今天我起了一个大早，总算赶回来和钱先生见了面。我们军事工程学院打开大门来欢迎钱学森先生！对于钱先生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密要保的，那些严格的保密规定，无非是在美国人面前装蒜，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发展水平。”
陈赓大将不远千里，冒着严寒，专程赶回来迎接钱学森，使钱学森深受感动，他连声向陈赓道谢。
晚上，陈赓设宴欢迎钱学森，宴会上钱学森表示尤其感兴趣的是见到了炮兵系的副主任任新民教授。任教授白天曾经让钱学森参观了火箭教授会的几个实验室，特别是室外的固体火箭点火试车的实验，引起了钱学森的极大兴趣。他说，“任教授是你们的火箭专家，我今天有幸见到了他。一见如故，希望我们不久再见面，深入探讨一些问题。”
这时，陈赓也趁机试探性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来？”
钱学森立即坚定地说:“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节不成！”
听到这句话，陈赓大喜，立即站起来再次握着钱学森的手说:“钱先生，您说的真好！我就要您这句话。”
陈赓与钱学森共同举杯之时就已经下定了在哈军工设置导弹专业进而建系的决心。
在钱学森的帮助下，经中央军委批准，1957年9月10日在哈军工的空军系设立七科为导弹和原子工程专业，从此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学*研究导弹和原子弹技术的专业在哈军工诞生了，作为正式成立导弹系和原子系的过渡。
1959年1月23日，钱学森第二次访问哈军工，他以《火箭技术的发展》为题给哈军工的领导和教员做了一场学术报告。1959年2月15日，中央军委又批准军事工程学院以空军工程系第七科为基础，加上炮兵工程系的火箭专业，成立导弹工程系和原子工程系。
1962年1月17日钱老又专门写信就该系几个专业教学计划问题与学院进行了探讨，并鼓励大家“千万不能因遇到一些困难而退下去。要冲上去！”
钱学森曾先后五次到导弹系（包括哈军工改建后的国防科技大学）给予极其重要的指导和关心。回忆起来，钱老高尚的爱国情怀，开阔的世界眼光，永恒的大师风范，一直激励着一代代哈军工人，仍觉言犹在耳，情景历历在目。
1963年，接到国防科委的紧急命令，哈军工原子工程系核爆炸杀伤因素测试分析专业首届45名学员提前于4月上旬毕业，奔赴原子弹研制单位和核试验基地。当年夏天，哈军工原子工程系又有100多提前毕业的学员赴北京准备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大会战。聂荣臻元帅、张爱萍将军接见了他们。同年秋天，哈军工的204教研室科研人员，参加在北京官厅水库旁进行代号614对核测试大型化爆模拟科研试验，获得成功。
1964年10月16日，祖国大西北试验基地的百米铁塔上托举起了一颗原子弹，原子弹爆炸主控室只限三个技术人员，要按下引爆原子弹的最后一个按钮这个责任十重大的主控台操作手，就是张爱萍将军亲自点名的哈军工毕业的韩云梯。
下午三时整，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炸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响，举世震惊，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的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1964年底，聂荣臻元帅在原子弹总结会上说：感谢陈赓大将为我国核试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员。
1966年，我国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的现场准备，刚刚从哈军工毕业一年多的马国惠负责爆室的安装调试工作。在100多米高的铁塔上安装靶室，为了避免白天的强光影响，只能晚上安装，白天睡不好，晚上不能睡，马国惠和一名同事一起黑白颠倒地在塔上连续奋战了20多个日夜，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已经到了下半夜，再有几个小时就该插雷管，第二天就要正式爆炸了。又困又累的他们，也顾不得有什么危险和放射性了，于是马国惠把放置氢弹的圆台突出的一角当枕头，头顶氢弹，在恒温的铁塔爆室中很快进入了梦乡……马国惠在那个充满神秘的戈壁大漠核试验基地工作了33个年头，从一名技术员晋升为司令员。
始建于1958年的第20训练基地，是我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位于酒泉市东北210公里处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又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酒泉基地、东风基地、东风航天城等，又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发射场。
众多哈军工学子是东风基地的第一代拓荒者，一期毕业生杨桓、彭凤绍、莫仓圻、胡文全等20余人，二期毕业生沈椿年、刘德普、李如璋等100多人，是东风基地最早的一批技术骨干。以后的各届毕业生源源不断地走进大漠深处，成为“东风人”。他们为基地建设、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裁入历史史册，成为我国航天领域的技术专家和领导者。
钱学森其所以说“中国搞两弹一星，哈军工是立了大功的”，用哈军工第二任院长刘居英的话说：“第一颗原子弹押送、挂起、发射，是我们的学生；第一颗人造卫星，指挥、制造、发射，是我们的学生；洲际导弹，也是我们的学生。当时哈军工学生整个班级地被派往渺无人烟的马兰导弹发射基地。有的人搞了三、四十年哪！”他们“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我们今天在欢呼祖国伟大的航天成就时，特别要追念的还有几位校友，他们已经长眠在距离基地机关4公里，有一个称作“9号半”占地3万平方米的园区，这里就是由聂荣臻元帅题写的《东风革命烈十陵园》——东风人的圣地。这里安葬了已故团职以上干部和航天精英，其中还有聂帅和十几位将军，以及科学家。
哈军工炮兵工程系一期毕业生胡文全，是基地去世的第一位高级工程师。他1958年就来到基地，长期从事火焰衰减试验，为新型导弹的安全系统提供重要数据。他扎根戈壁滩28年，获4项科技成果奖、15次嘉奖、4次三等功和1次二等功。1986年3月21日因癌症病逝，享年54岁。
与胡文全并肩战斗的同期同学，同是炮兵工程系一期毕业的莫仓圻，也曾任基地总工程师，献身基地40年，也长眠于大漠之中。
空军工程系二期毕业生刘德普，1959年来到基地，曾任技术部总工程师，全国人大代表，少将军衔。参加发射大型运载火箭30枚，直接指挥大型运载火箭和卫星发射10次，其中包括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用一枚火箭发射三颗卫星等。立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在一线指挥试验时，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病逝。
导弹工程系六期毕业生张其彬，1964年来到基地。1966年10月27日，我国首次导弹核弹综合试验，基地挑选七位勇士，坚守地下主控室工作岗位的就有两位哈军工校友。任技术助理的张其彬是负责技术测控与检测的，哈军工导弹工程系八期毕业生刘启泉是负责燃料加注的，发射成功后，他们七人被国防科委授予“核武器导弹发射七勇士”称号。张其彬曾先后49次参加和组织指挥航天发射，包括东风二号‘甲’、东风三号首次发射试验，东风二号甲定型试验，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我国第一颗定点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和东方红三号挖潜增程试验，参加跨国“金轮工程”的建设等．荣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2次、嘉奖11次。2014年11月15日在天津病逝之前，他告知家人和前去看望他的部队领导，“我要走了，我走之后请把我送到基地去，让我和高震亚、王世成、颜振清战友（已经过世葬在东风革命烈十陵园）长眠在一起吧。”
天不假年，壮志未酬身先去的哈军工人，他们积劳成疾，为两弹一星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实现了东风人“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为航天事业献青春，献完青春献终生”的初衷。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的哈军工学子，长眠于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的胡文全、莫仓圻、刘德普、张其彬是他们的杰出代表，我们今天欢呼祖国伟大的航天成就时，特别要追念这几位校友。
天不假年，壮志未酬身先去；忠诚使命，精神永存励后人。
作者：郭德逊原为哈军工学员，高级工程师，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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