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校名题词“復旦大學”（1951年）

舵手

宣纸上挥毫间，尽显骨力的行草书“復旦大學”四字，纵逸奔放、一气呵成，这是***给复旦大学题写的校名手迹（1951年）。

1950年11月，教育部正式通知校名取消原来的“国立”称谓，1946年由于右任题写的“國立復旦大學”校匾需要更换。彼时，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陈望道代表全校师生致信***，恳请***为学校题写新校名。1951年下半年，陈望道赴京开会，专门拜会张志让，二人商定烦请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吴溉之再次向***转呈为学校题字的请求。很快，张志让收到***的亲笔信函，内附一张没有落款的宣纸题字——“復旦大學”题字写在尺幅为27.5╳13.9厘米的白宣纸上。

舵手

张志让何许人也？

  张志让（1893年12月28日-1978年4月26日 ），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江苏省武进县人。1915年，张志让毕业于复旦大学，随后就学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法学。1921年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及上海东吴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志让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是一名热诚的爱国民主志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为营救爱国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张志让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大法官，1954年参加制订中国第一部宪法。曾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中国—斯里兰卡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对法学研究和审判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NKU

毛**1950给南开题名校名，南开的校名倒是有落款，就是不知道原题字哪里去了

胖妞

把于右任题的贴出看看

iaoun2001

复旦光荣史

胖妞

毛成就了复旦，谁成就了交大和浙大？

胖妞

mao为何与陈望道关系那么好？

DFL

时代的产物

毛题写校名的有：
1938年：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今改名鲁迅文学院）题名。
1950年：为第一师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湖南大学、中央戏剧学院题名。
1951年，为复旦大学、北方交通大学、贵州大学、湖南农学院题名。
1952年：为北京政法学院、广西大学、海南农学院题名。
1958年：为湘潭大学、安徽大学题名。
1974年，为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题名。
解放前，毛泽东还给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提写过校名，但是现在这些学习都不存在了。

毛给高校老师写信，里面提到大学名字，被摘录下来用作校名的，比如山东大学。

从毛的书法、书信中收集相关字，拼缀而成的高校校名有：
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济南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等，均采用集字拼缀的毛体。

DFL

胖妞 发表于 2025-5-20 12:16
毛成就了复旦，谁成就了交大和浙大？

蒋，浙；江，交。当然，现在都在领袖的照耀下

mike99

时势造名校，中国的头部高校基本上都是借“”势“”崛起的，从清末到现在没有例外

kapior

胖妞 发表于 2025-5-20 12:16
毛成就了复旦，谁成就了交大和浙大？

浙大的相对简单，蒋的底盘，必须绝对照顾。而且那时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江财团实力雄厚，支持也很多。交大，实际上首先必须是盛，然后是江，略低一级的是王胡子。盛作为李合肥最得力的助手，亦官亦商，财倾国库，盛及梁等建立的“交通系”庞大势力绵延数十年，中国独一份。

胖妞

DFL 发表于 2025-5-20 12:24
蒋，浙；江，交。当然，现在都在领袖的照耀下

新时代浙是依靠X

胖妞

在mao眼里最瞧不上的名校当属浙？

Dynpro

胖妞 发表于 2025-5-20 17:59
在mao眼里最瞧不上的名校当属浙？

好像是国立河南大学

胖妞

Dynpro 发表于 2025-5-20 18:13
好像是国立河南大学

那学校不算名校

kapior

江浙沪是光头大的核心势力范围，自然光头所依赖的头牌比如央大、浙大、同济，必然都会被重点整改，其中南大、浙大在本地区可替代性低，所以地位依旧稳固。同济则险遭肢解。交大在光头一朝属于半打压半扶持状态，地位比较微妙，受影响相对较小。光头不大重视的复旦则乘机脱颖而出。

mike99

胖妞 发表于 2025-5-20 17:57
新时代浙是依靠X

新时代主要是靠吃985- C9, 合并潮以及一省独大的资源红利。X于浙大相似与江于复旦，有帮助，但谈不上依靠，其作用远比不上江与交大，胡，X于清华的校友作用

mike99

胖妞 发表于 2025-5-20 12:17
mao为何与陈望道关系那么好？

这个好像是个谜

DFL

mike99 发表于 2025-5-20 22:11
这个好像是个谜

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到自己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时，深有感触地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1939年，他对党内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还特意把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学习英语的教材反复研读。

周恩来：当作“贴身伙伴”

看了不下一百遍、贴身伙伴、入门老师……老一辈革命家纷纷点赞这本书！

1920年，周恩来同志赴法留学之前，就在国内读了《共产党宣言》。

1922年8月，周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

1975年1月，周恩来同志对《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本首译者陈望道先生深情地说，当年长征的时候他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

刘少奇：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看了不下一百遍、贴身伙伴、入门老师……老一辈革命家纷纷点赞这本书！

刘少奇同志是1920年赴俄前在上海外国语学社读到《共产党宣言》的。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同志曾回忆说：“那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自己是否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朱德：活到老 学到老

DFL

DFL 发表于 2025-5-20 22:35
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到自己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时，深有感触地回忆说： ...

1950年复旦校名用的是毛泽东主席写给周谷城信封上的“复旦大学”四个字，父亲认为还是请毛**亲自为复旦题写校名为好，为此，父亲给毛**写了信，又利用去北京开会的机会，托人请毛**为复旦校名题词。现在的“复旦大学”四字就是毛**亲自为复旦题写的校名。

院系调整中，上海市教育局根据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大学新闻系，身为校长的他专程赴北京找到教育部，又找到周恩来总经理，总经理请示毛泽东主席后，主席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系得以保留下来，成了全国高校中唯一一个薪火不断的院系。


记忆｜陈振新：我的父亲陈望道
2024-01-28 09:52:46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陈振新  

我的父亲陈望道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任命的复旦大学校长，在校长的岗位上整整工作了25年，为复旦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的崛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复旦人都尊称他为“望老”。我与他一起生活了28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复旦大学工作，又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12年。他不但是一位好父亲，更是一位爱生如子、爱校如家的好老师和好校长。

1. 影响一生

我是上世纪40年代末上海解放后，才从义乌乡间回到我父母亲身边的。来到上海后父母亲即带我去市区北四川路商店购买衣服，把我一个乡下的孩子打扮得与城里孩子一样漂亮。当时我们住在复旦大学的第一宿舍17号，父母亲为了照顾我，还专门为我在他们睡的房间放了一张小床。在父母亲的身边，我读完了小学和中学。

我当时就读于复旦校区的国权路腾飞小学。在去学校前，父亲跟我说，我们想把你的名字改一下，你原来叫“陈振兴”，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处处都是新面貌，就叫“陈振新”吧，改一个字。从那时起我就沿用“陈振新”这个名字到现在，但义乌亲戚仍然叫我“陈振兴”。



图｜ 我在腾飞小学上学时的成绩单和父亲的留言

在我就读腾飞小学时，由于浙江义乌的家乡话与上海话相差很大，我既听不懂老师上课所讲的内容，也无法与同学交流，加之乡间教育与上海大城市教育之间的悬殊差异，我当时的学习压力很大，且男孩子多顽皮，不爱读书，所以学习成绩也不好。父亲在接到腾飞小学送来的成绩报告单后，仅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了“新从乡间来沪，语言生活尚且生疏，稍久当有进步”这么几句话，然后微笑着摸摸我的头，叫我带给老师。父亲当时的和蔼可亲，对我的信任和鼓励，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图｜ 父亲陈望道、母亲蔡慕晖和我

从初中升高中后，我已是一个大小伙子，父亲完全可以不管了，但是当他看到我高一的成绩报告单时，因为班主任老师在评语栏内写了“要注意遵守作息制度，看书不要太晚”一句话，他又在我的成绩报告单家长栏内写了这么一句话：“看书时不要不注意身体健康”。因为父亲的一句话，此后我极注意锻炼身体，在高中三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晨练的习惯。

父母不但关心我身体的健康也十分关注我思想上的成长。在我读初中和高中时，班主任老师都对我很好很严格，在他们的教育下我初中即加入了共青团，从初中到高中的几年时间里我一直都是为同学们服务的班干部、团干部，而且在高中时第一次提出了要求入党的申请。事后我才得知，父母亲利用开家长会的机会，曾对班主任提出希望他们关注我各方面表现的要求。

在我就读小学和中学的这段时间，母亲是复旦外文系的教授、校工会副主席、复旦托儿所的负责人，父亲不但是复旦的校长，还兼有华东行政委员会高等教育局局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语文学会会长、《辞海》第二任总主编等十多项职务，父母亲工作的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们不但提供了一般父母都会给予子女的衣食住行，还念念不忘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而在教育和培养上，仍能给予及时的鼓励、引导和严格的要求。在复旦校区，从小和我一起玩大的朋友，每当提起这些，都为我有这样一位好父亲而感到高兴。



图｜陈望道夫妇合影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复旦大学工作（那个年代，大学毕业后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为此父亲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现在工作了，我们很高兴，但你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一般复旦老师犯错、可以原谅的事，你也不能做。我清楚地知道，父亲是复旦的一校之长，我作为复旦的一位普通老师，父亲对我要求更严格，是完全应该的。

2. 爱生如子

在复旦大学，我作为一名基层的普通老师，在身为校长的父亲领导下工作了十二年，其间亲闻、亲历了复旦人广为流传的老校长爱生如子的感人故事。

1919年父亲从日本留学回国，应经亨颐校长邀请去浙江一师任教，父亲说，自己在一师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然而反动当局已视改革为洪水猛兽，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学校准备镇压。父亲挺身而出站到学生中间：“你们不要怕，老师同你们在一起！”从那刻起，学生就成了父亲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袒护、引导他们，成了他终身之责。

父亲于1920年任教于复旦大学国文部，1926年出任国文部主任，1929年创建了中文和新闻两个系科并出任中文系首任系主任。

1923年父亲受党所托去“外国语学社”“平民女校”兼课，实际上“外国语学社”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所在地，父亲在这里亲自为他们讲解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为青年指明前进方向，引领他们走上革命之路。1923年秋天，受党委派，父亲又前往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三分之二上大师生都参加了示威游行。1929年父亲出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他的名字一次次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在1931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个年代，复旦左派与右派学生对峙厉害，中文系的一位左派学生，为了召集左派学生紧急聚会私自敲响了校钟。根据学校的规定，学生是不能私自敲响校钟的，因此校长决定开除这位学生，但要时任系主任的副署，父亲为了保护这位左派学生没有签字，结果学生没有被开除。但是此事很快传到国民党中央，蒋介石下文点名要对陈望道等人采取措施，父亲被逼不得不在地下党的掩护下离开了复旦。

当时在复旦，父亲是一位身着长衫的穷教授，但在学生眼中被誉为“青年导师”。1927年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许多革命青年逃来上海没有去处，如夏征农（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等，就在父亲的安排下进了复旦中文系就读。

1931年父亲离开复旦后蛰居于上海寓所，悉心整理多年来讲课用教材并在自己与汪馥泉、施复亮等人合办的大江书铺里出版了《修辞学发凡》一书。1933年去安徽大学任教，1935年父亲又带着他的学生夏征农、祝秀侠、杨潮去了广西桂林师专任教。



图｜ 1935年父亲在广西“红豆院”

1940年他才辗转香港回到了抗战期间迁校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1942年他出任新闻系主任，为了解决学生没有实习场所的问题，1944年他冒着酷暑到处募捐，1945年终于筹建了一座新闻馆，新闻系的学生可以在收音室直接收听延安的广播，被师生称为“夏坝的延安”。

1946年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在1947年5月30日的晚上，因为国民党进行大搜捕，复旦新闻系的左派学生何晓沧，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躲到了系主任望道先生的家中。父亲让何晓沧睡在楼下客厅旁一个小房间里，自己则坐在客厅看书保护这位学生。到了凌晨，警车呼啸国民党开始抓人，父亲急忙把这位学生叫醒（这位同学因为感冒发烧睡得正熟），让他睡到楼上卧室里去。警察敲门进来查看并吼叫盘问有没有陌生人来过，父亲镇定回答：没有。这位学生没被警察抓走，其实在上海，父亲还设法营救过多名进步学生，其中学生杨贵昌就曾写过回忆文章《深切怀念我的救命恩师陈望道》，描述他的被捕和被营救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父亲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复旦大学的校长。



图｜ 1952年，毛泽东主席任命父亲为复旦大学的校长

在校务委员会上，父亲多次要求后勤部门的领导关心学生的饮食，关心教学楼教室的照明，以及图书馆和宿舍的照明，并且说，如果学生在复旦四年都搞坏了身体，成了近视眼，我们不但对不起学生，更对不起送他们来复旦读书的家长。如果学校里有学生犯了事，公安局要抓人时，父亲知道后总是跟学校保卫科的人说：“你们一定要慎重，要调查清楚。一旦抓错，这个学生一辈子就完了，千万马虎不得。”父亲对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3. 爱校如家

1949年7月，父亲受命出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因为主任委员张志让另有安排去了北京，实际上从1949年开始父亲就全面主持复旦的工作。1952年毛泽东主席正式任命父亲为复旦大学校长，这样，从1949年至1977年，父亲在校长的岗位上整整27年。我在复旦三十几年，亲身经历了父亲“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一办校务、二办教务、三搞科学研究，以及还必须有一个良好学风、校风的办学理念的实践。身为校长的他爱校如家。



图｜ 复旦大学51周年校庆及第三次科学讨论会

父亲主持工作后的1950年，根据市里的统一安排进行了第一次的院系调整。1952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复旦的法学院、商学院和农学院全部调出，而华东地区的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大厦大学、上海学院、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以及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18所大专院校的有关文、理科系则并入复旦大学，复旦的文理科一下子大大加强。如何把院系调整后形成的复旦大学，办成一所为人民所需要的新大学，这个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父亲陈望道的肩上。

面对由十八所大专院校文理科形成的复旦大学，因各校有各校的传统和校风，教授们也个性迥异，要把这样多样化的文化背景融合到一起，实在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没有一个有资历有声望的校长，实在难以振臂一呼凝聚人心。身为校长的父亲坚守“以人为本”信念，在办新复旦的过程中，亲自去火车站迎接因院系调整调入复旦的外校名教授，亲自找复旦老教授谈话，让贤给调入的教授出任教务长、系主任。在1952年秋季的开学典礼上，还作了一次长篇的演讲。他不但讲了新复旦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更对全校师生员工提出了殷切的期望。这次讲演无疑是一次大动员，一篇“战前”的宣言，大大调动了全校师生员工的积极性。



图｜ 1952年陈望道与新闻系教师在新闻馆前合影

在办新复旦的过程中，为办校务，父亲提出了“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的办校方针，并成立了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学校的一切重大事宜由校委会讨论决定后，再由正副校长、正副教务长、政治辅导处主任和总务长组成的行政办公会议通过后予以执行。为办教务，父亲提出了集体办学的思路，在全校各系成立了学科教学研究组（简称教研组），全校教师都被编入各系的学科教研组内。教研组在系主任的领导下工作，负责编制教学大纲、编教材和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每年开学后父亲都十分注重正常教学秩序的执行，常去各教学楼了解教师上课和学生听课的情况。

一天，父亲巡视到一个教室门口，听到上课铃声已响，同学们安静地等待上课却不见上课教师的身影，过了好几分钟一位青年教师才急急忙忙地赶来了。父亲当即严肃地批评了这位老师：“对老师来说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怎么可以因为老师迟到而浪费了几十位学生的宝贵时间！”此事一经传开复旦再也没有教师敢上课迟到了。

对于复旦这样一所综合性大学而言，校务办了，教务办了，还必须搞科学研究，父亲说，如果不搞科学研究，教学质量也一定上不去。为此，学校专门成立了科学研究处（简称科研处），同时鼓励各系也成立自己的科学研究组（简称科研组）。在父亲这一思想指导下，复旦大学从1954年开始，在每年校庆的同时举行科学报告讨论会。



图｜ 1953年，陈望道与夫人合影

父亲认为，校务办了，教务办了，科学研究也开展了，还有一个学风和校风的建设问题。为此，复旦大学在1961、1962和1963年的三年时间里，曾先后多次讨论学风和校风的建设问题。尤其是1963年3月26日，父亲更是主持召开了一次在复旦校史上堪称空前的、专门讨论学风的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父亲一系列有前瞻性的正确决策指引下，复旦一跃成为教育部指定的全国重点大学，父亲为复旦大学的崛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复旦的校园内，复旦的师生员工随时都可以见到自己的老校长身影，他因此与复旦员工广结朋友。一天，我因为实验室需要增配钥匙去学校后勤部门，想不到一位师傅一眼就认出了我，问我：“你是不是陈校长的孩子？”我说：“是啊，你怎么会认识我？”师傅说：“我来复旦前曾经去你们家配过钥匙，那时你还小啊。”我问：“那你又是怎么到复旦来的呢？”师傅说：“那就要谢谢陈校长了。我本来是在马路边摆摊帮人配钥匙的，一天陈校长看到说，你年纪大了，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要到外面帮人配钥匙，太辛苦了，我们学校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你愿不愿意到复旦来工作？就这样，我进了复旦。”闲聊中，师傅已帮我把钥匙配好了。1977年10月29日父亲离世，参加葬礼的有2500人之多，从照片可见，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很多都是复旦最基层的员工。

父亲在复旦近半个世纪，爱校如家，凡学校的事他都尽心尽力去办。1950年复旦校名用的是毛泽东主席写给周谷城信封上的“复旦大学”四个字，父亲认为还是请毛**亲自为复旦题写校名为好，为此，父亲给毛**写了信，又利用去北京开会的机会，托人请毛**为复旦校名题词。现在的“复旦大学”四字就是毛**亲自为复旦题写的校名。

另外，院系调整中，上海市教育局根据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大学新闻系，身为校长的他专程赴北京找到教育部，又找到周恩来总经理，总经理请示毛泽东主席后，主席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系得以保留下来，成了全国高校中唯一一个薪火不断的院系。



图｜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与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前排左三）等人在一起

还有两件事，老复旦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一是父亲资助建校门的故事。1965年为庆祝复旦建校60周年，学校决定建邯郸路220号新校门，需要2万多元，学校却只有1万元的投入。为此父亲拿出了自己多年积攒的一万多元稿酬资助建了新校门。二是解决了复旦划归市区户口的问题。现在复旦大学属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地区，而在上世纪60年代，复旦却是被划在上海郊区的。在那个年代，国家供应十分困难，而复旦因为未划归市区，不论粮油还是副食品供应都比市区要差。身为一校之长的父亲，为此多次向市有关部门反映复旦员工生活的实际困难情况，希望能尽快解决，并提出了将复旦划归市区的要求。直至父亲病危弥留之际，市有关领导去医院探望，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再次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是仍然想为复旦说句话，请一定解决好把复旦划归市区的问题。”在他去世后不久，这一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近半个世纪，今年是他老人家诞辰133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陈振新）

DFL

DFL 发表于 2025-5-20 22:35
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到自己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时，深有感触地回忆说： ...

除了陈望道，毛和复旦周谷城教授个人感情更深，自1942年秋起，周谷城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主席。

周谷城，1898-1996年，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人、著名历史学家。身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周谷城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他曾和毛泽东同事，在一个学校教书。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不同寻常的三个阶段。

  两位教书先生

  早在1921年，周谷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时，就认识了在一师附小任主事（即主任）的毛泽东，二人皆好读书，勤于思考，喜欢新思想，憧憬新生活。闲暇时间，常常畅谈国事、天下事。记得一次毛泽东在周谷城的宿舍，看到他书架上的《资本论》时，还惊讶地问他：“你读这种书，不怕吗？”

  此时，二人是一对教书匠，有着一样的身份，他们的关系很简单，就是两个有共同语言的同事和朋友。这是二人关系的第一阶段。不过后来，这两位教书先生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埋头教书，继续当老师，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一个却投身政治，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此后一别经年，两人再次相见，已经是18年之后了。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周谷城在会场外见到毛泽东，两人寒暄时，周谷城关切地问：“您从前胃出血的毛病好了没有？”毛泽东说：“我这个人，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

  此时的毛泽东已是拥兵百万、雄踞一方的共产党领袖，周谷城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大学教授，两人在各自选定的生活道路上，矢志前行，均有所为。

  周谷城在解放后也说过这样的话：“大革命后，我怕死，所以做了学问。”言下之意，如果不怕死，那就不只是个大学教授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当上了国家的领袖，周谷城还是一介书生，教书谋生。不过，毛泽东还是很念旧的，虽然日理万机，但他还是总想到周谷城。根据媒体报道的材料统计，新中国成立后，从1956年至1965年，毛泽东先后与周谷城见过６次面。谈话的内容则是天马行空，从文学、历史、哲学到人生、政治。两人一起游泳、吟诗、吃饭，像朋友聚会一样。

  两人的交谈虽然并无一定的主题，但也往往会有新意出现。一次，在谈到革命的曲折过程时，毛泽东感叹地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他对自己革命历程的总结。周谷城听后也很有些感触，他信口讲道：“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有时候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毛泽东反问说：“什么意思？”周谷城解释说：“成功者易于骄傲、腐败、争权夺利呀！”毛泽东沉吟片刻，立表赞同：“你讲得对。”

  还有一次，周谷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后，觉得有道理。他采纳了周谷城的意见，并加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句，于是，这两句文学色彩较重的话，作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来了，成为指导工作的方针。周谷城常以此为例说：“50年代，毛泽东是很能采纳别人的意见的。”

  两人之间既然是闲谈，话题就纵横无边，走哪说哪。一次，毛泽东突然说道：“我不想当主席了。”这是自言自语，周谷城不明就里，没有接口。毛泽东接着说：“有人说我可以去潜心研究党务，指导国家和世界。你说呢？”这是个问句，周谷城不知该如何回应，沉默片刻，他说道：“那怕不好吧。”毛泽东追问道：“为什么？”这次周谷城没有犹豫，他说：“恐怕人民不答应，人民习惯于喊：毛**万岁。”这下轮到毛泽东不吭声了，两人枯坐在那里，很长时间没有声音。继而，毛泽东长叹一声：“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你又不同意。”

  这恐怕就不是闲聊了，这段对话让周谷城很紧张，回到家里后，辗转反侧，还在思量这段对话，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毛泽东是否接受、满意。许多年后，周谷城才肯定地说：“我的话，恐怕毛**是听得进去。”

  关于周谷城与毛泽东的关系外人很感兴趣，周谷城也不避讳，他在课堂上也曾对学生们讲起他和毛泽东一起游泳、吃饭的逸事，常常赢得一片羡慕的目光。

  毛泽东对于自己和周谷城的关系也很看重。1949年，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周谷城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与会，与郭沫若、欧阳予倩等人同在一个小组。毛泽东派人跟他联系，转告让他在北京多住两天，并带给他100块钱。这在当时还是挺多的。不过，周谷城没有听毛泽东的意见，会议结束后就回上海了。

  显然，毛泽东似乎有意让周谷城留在北京。而后，毛泽东还特意和他讲起，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很重要，郭沫若那个科学院偏重于自然科学，还应搞一个社会科学院。”周谷城没有回答。毛泽东还问周谷城说：“文化部，文化部，文化应该是一个大文化，不单单是剧目演出、电影戏剧，是个大文化。你对文化有研究吗？”这次，周谷城回答了：“没有多少研究。”

  毛泽东也曾告诉上海市的领导说：“我认识周谷城比认识你们早得多。”一次，毛泽东到上海，陈毅在锦江饭店设便宴招待。晚饭后，大家一起去小礼堂看戏，毛泽东没有去前排为他准备的大沙发上就坐，而是主动找到周谷城，和他一道坐在中间的一排小椅子上，他还开玩笑说：“我们就甘居中游。”

  他也曾对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王方名、胡绳等人直言：“我今天请老朋友周谷城吃饭，请你们作陪。”

  文化大革命后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只讲周谷城的好话，他也曾说过：“我就有几个右派朋友，周谷城、张治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谷城被关进“牛棚”，受尽了折磨。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

  这句最高指示解放了周谷城，使得他免受折磨，算是毛泽东对老朋友的最后一次关照。

  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获知消息的周谷城悲情难耐，赋诗一首，名为《哀悼毛**逝世》。这首诗被人们认为是周谷城的媚俗之作，说他在拍马屁。据此又衍生出一种观点，说周谷城的史论均以毛泽东的旨意为主，缺少独立性。然而，我们从毛泽东和周谷城交往的过程来看，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周谷城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学者，他的著作和论文都有着鲜明的周氏风格。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可能在和毛泽东的交往过程中，会附和毛泽东的一些观点，但并非盲从。更何况周谷城的历史著作大都是在解放前完成的。

  同样，毛泽东是一代伟人，通古达今，对国内外历史有他自己的见解，用不着借用他人之手，抒己之见。只不过，毛泽东喜欢和一些文人、武人交流，指东说西，谈天论地，有话不明说，让你来琢磨话外之音，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他喜欢在武人面前讲文学，谈文化，譬如，他会让许世友将军读《红楼梦》，明知不易，偏要你读，而且，一遍不行，可怜的许司令该怎么办啊！当然，他更喜欢和文化人谈哲学，说历史。会讲一些生僻的历史故事，借古喻今，这让他有种超越一切的成就感。

  不过谈归谈，毛泽东并没有在政治上给予这些文人过高的地位，在和他交往的文化名流中，只有郭沫若得到重用，这种现象也引得众说纷纭。不过，毛泽东好像更希望有一些淡如水的朋友，而不是唯唯诺诺的臣属下级。周谷城说：“我没有问毛**要过一官半职。”当然，毛**也没有给他一官半职。从这个层面上讲，他们二人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晚年的周谷城对毛泽东是怎么评价的呢？他的儿子周骏羽说：“他自始至终都认为毛**是伟大的，他和毛**是有感情的，这辈子毛**能够把他当做朋友，他觉得蛮光荣、蛮骄傲、蛮自豪。他认为毛**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从一个世界级领袖人物来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和毛**的人品、人格和他的伟大来比拟。”

  身为历史学家，站在历史的高度，周谷城也看到了毛泽东身上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在晚年背离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是我们党的、集体的。”

  作为朋友和历史学家，周谷城的这个评价应该是客观的。

  （摘自新华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的《大家风范》）

a4633464

胖妞 发表于 2025-5-20 12:16
毛成就了复旦，谁成就了交大和浙大？

浙大毫无疑问是蒋，蒋介石1936年约见竺可桢，邀请他出任浙大校长，成就了浙大东方剑桥的美誉

DFL

a4633464 发表于 2025-5-20 23:02
浙大毫无疑问是蒋，蒋介石1936年约见竺可桢，邀请他出任浙大校长，成就了浙大东方剑桥的美誉 ...

高等教育初创阶段，一个学校的崛起衰落都很快，用不了几年功夫，只要肯砸钱砸人，更不用说有政治势力加持了。比如浙大1927年建校，1936年老蒋邀请竺可桢当校长，还没到到抗战结束，只用几年时间就成了后起之秀，超过了很多大学。反例是二三十年代的东南大学，教师崩散后成全了很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