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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又发了,一记耳光,打在了哪里
每年十月,诺贝尔奖一揭晓,中国的科研圈,总要准时上演一场大型集体反思,或者说,集体叹息。
大家转发着获奖者的传奇,感慨着人家几十年如一日的冷板凳,痛心疾首地批判几句国内的浮躁风气。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项目该怎么申还怎么申,论文该怎么灌还怎么灌,帽子该怎么抢还怎么抢。仿佛昨夜的感慨,不过是一场虚伪的集体**。
今年的诺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更是把耳光扇得又响又亮。三位获奖者,没有一位是我们眼中的“顶流大牛”。他们论文发表不多,更没有顶着一堆吓人的“帽子”到处招摇。
他们,只是在做研究。而我们,太多人只是在“玩”科研。
一、人家的动力是“好奇”,我们的动力是“报账”
这次获奖的坂口志文,为了搞清楚“免疫系统为何不攻击自身”这个根本问题,在全世界都不看好的情况下,硬是顶着“不靠谱”的骂名,死磕了二十年。
他的动力是什么?是探索未知的好奇心。
布伦科和拉姆斯德尔,在一家生物公司里,对一只病恹恹的小鼠产生了兴趣,一路追查,揪出了自身免疫疾病的关键基因Foxp3。
他们的动力是什么?是解决一个具体的科学难题。
反观我们呢?
一个宏大的课题,能拆解成几十个子课题,每个子课题再打包成一篇篇“高水平”论文。从拿到基金的那一刻起,想的不是如何解决科学问题,而是如何完成KPI:发几篇SCI?影响因子多少?能不能发在CNS(Cell, Nature, Science)子刊上?
研究的起点,不是源于仰望星空的好奇,而是来自项目指南的条条框框。研究的过程,不是自由的探索,而是精密的计算,计算着如何用最少的投入、最短的时间,换取一本最厚的“产出清单”。
当科学沦为一门“生意”,好奇心这种最宝贵的东西,自然就成了最没用的奢侈品。
二、人家的基金给“想法”,我们的基金给“帽子”
最讽刺的一点是,坂口志文教授的研究,当年在日本根本拿不到钱!因为他的想法太“非主流”了。是美国一家私人基金会,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
这说明什么?一个健康的体系,永远会为那些离经叛道、不被看好的“野路子”留一扇窗。
而我们呢?
我们的科研经费,早就形成了一套森严的等级分配制度。核心逻辑不是看你的想法有多颠覆,而是看你头上的“帽子”有多大。
院士、万人,千人,杰青、长江学者,……这些头衔,与其说是学术荣誉,不如说是一张张通往更大项目的“饭票”。有帽子,就有钱,有钱就能招更多的人,发更多的文章,然后戴上更大的帽子。
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一个学术领域的“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富者愈富。
而那些没有“帽子”的年轻学者,那些真正想啃硬骨头的“傻子”,要么在无尽的申请书和述职报告中耗尽才华,要么就只能被迫加入这个荒诞的游戏,成为学术“包工头”手下的“科研民工”。
我们不是在资助科学,我们是在投资“学阀”和他们的学术帝国。
三、当“院士”成为终点,科学的本质早已死亡
“研究,不止是为了发表”,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重如泰山。
因为在我们的评价体系里,研究就是为了发表。发表,是为了拿更多的基金。拿基金,是为了戴上那顶象征着无上权力和资源的“帽子”——院士。
这条路,就像一条设定好程序的流水线,每个人都在奋力往上爬,却很少有人停下来问一句: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出发?
当一个科学家毕生的追求,从“发现世界的真相”异化为“选上院士”,科学的探索精神就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被名利驱动的躯壳,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们会变得圆滑,会变得世故,会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拉关系、跑项目、开大会上,而不是在实验室里。因为他们深知,在中国,搞定人比搞定科学问题,要重要得多。
每年诺奖揭晓,我们总在问:“为什么不是我们?”
答案其实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当我们的实验室里,少一些汲汲于名利的“老板”,多一些心无旁骛的“疯子”;当我们的基金评审,少一些论资排辈的“圈子”,多一些不拘一格的“伯乐”;当我们的评价体系,少一些对“帽子”和“文章”的迷信,多一些对“真问题”和“冷板凳”的尊重。
到那时,诺贝尔奖,才会成为我们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而不是一年一度用来刺痛自己的难堪。
别再假装反思了,从今天起,能不能先试着,把科学当成科学,而不是通往名利场的敲门砖?
别让帽子,压弯了中国科学的脊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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